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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家”是指已婚女性与其出生家庭间搭建的关系网络。当前，富有本土色彩的娘家的意义被低估，既往娘家研究呈现出两个特点，即女性本位与对生活世界的关注。学界对娘家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沉默”到“显现”的转变历程。女性与“娘家”的关系可依据其生命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每一时段的明显特征是较之男性，女性在“娘家”更可能“担其责而失其利”。
“娘家”是指已婚女性与其出生家庭间搭建的关系网络，首要包括基于血缘亲情的父女、母女和姐妹、兄妹与姐弟纽带等，并可能会随着女方亲属成家缔结的姻亲关系而有所扩大，或发生其他变化。当下，富有本土色彩的娘家的意义常被低估，以娘家为对象的研究也相对有限。
“娘家”的研究脉络梳理：从传统到个体化
学界对娘家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沉默”到“显现”的转变历程。归纳来看，当前学界关于“娘家”研究存在三个重要趋向：一是学者卢蕙馨提出的，在父权家庭荫蔽下的“子宫家庭”(uterine families)概念；二是李霞在与婆家相对意义上提出的生活空间框架；三是通过回“娘家”习俗而感知到的“他者”存在。
其一，卢蕙馨在考察中国台湾乡村家庭时提出了“子宫家庭”概念。“子宫家庭”指以母亲身份的女性为中心而形成的家庭，包括女性成婚后作为女儿与娘家以及女性生育后作为母亲与娘家的联结。女性在生命历程中先后扮演的角色，使屈居于父权制的她们主动建构与“娘家”纽带的抗争策略。
其二，李霞发现在正式性亲属关系的笼罩下，生活空间由女性主导的互动取向使“实践关系差序圈”具有女性偏重的色彩，明显体现出对“娘家”的偏重和对婆家的疏远。借助“娘家”的“外力”，女性得以施用后台权力，在“娘家”与婆家之间游刃有余地实现着小家和自身的目标。
其三，对回“娘家”习俗的研究表明，“娘家”是父权家长制中建构女性“他者”地位的一环。出嫁女儿与父母家庭之间既有空间距离，又有社会间隔，作为姻亲交往体系的一部分，回“娘家”习俗从女性婚后直至去世一直存在，这契合了父系世系延续的需要，具有协调人际关系、传承父权制度、构建人生意义、满足情感体验、承担养老功能等建设性功能。
透视女性与“娘家”互动过程的四个维度
研究发现，女性与“娘家”的关系可依据其生命历程分为四个阶段。
——性别化的成长。性别社会化是“娘家”塑造儿童性别劳动分化的重要机制，在当下城乡流动的大背景下，这一点在农村社区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比如，研究者往往将乡村女孩的留守经历列入其与“娘家”关系的范畴进行考察。学者王鸥发现，留守女孩需承担一系列再生产劳动，留守男孩却很少参与其中，即留守强化了农民工家庭的性别权力，提前形塑了“男外女内”的性别化劳动习惯。
——参加劳动后，女性对原生家庭(“娘家”)的经济贡献。经济地位的提高可稳固女儿对“娘家”的“可用性”。学者金一虹提出，农民家庭的流动性使“娘家”成为再生产“重男轻女”性别印象的关键场所，依赖于倾向男性利益的性别分工模式和女性无酬照顾性劳动的“效用”，农民进城务工这一空间拆分的过程，支撑起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拆分，这样的负重也成为一些女工外出的目的之一。
——成婚后对“娘家”的回馈。家庭认同体现出子代家庭对父母家庭的态度，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使女性对原生家庭的认同提升。学者沈奕斐发现，在城市，虽然独生子女终结了父系继承制，但女性的家庭观念则因其自主性更偏重母系，这样性别化的认同龃龉也易于引发夫妻冲突。因为普遍来说，情感慰藉始终是女性对“娘家”的牵挂和支持，而物质往来则成为女性对婆家的定义与感悟。
——对年迈父母的赡养。近年来，女儿对父母赡养的重要作用不断提升，女儿赡养强调“娘家”父母年迈时女性在“娘家”经济和福利等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学者唐灿等认为，儿子的赡养是提供基本温饱的制度性赡养关系，女儿的赡养包括情感、生活和经济等方面，属于实践性赡养关系，后者虽然是性别不平等的印证和不正式分工的一种，却成为农村养老的新风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