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11日上午，前国足主帅曾雪麟因为身患尿毒症在家中逝世，享年86岁，去了天堂的老人家再也不会受到病痛的折磨。
2015年9月3日，腾讯体育曾经前往他的家中采访，干了一辈子足球的他聊起足球来依然兴致很高，他甚至说过将来身体稍微好些还要做一些跟足球有关的工作。
可是5个月后，老人家还是跟我们说永别了，他为中国足球承受了太多痛苦与坎坷，但依然把满腔热血都献给了中国足球，始终想着为中国足球做点什么，他当时说5·19事件和爱人去世是他人生中两大痛苦……说这话时，我们生怕他的眼泪掉下来。
对于一位这样饱经风霜的中国足球人，我们每个人都不会忘记，5·19事件是那个年代最特别也是最正常的产物，但很多人却把怨恨累积到一个人身上，这也是过去中国足球甚至是中国社会最不成熟的缩影。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国足球的那段历史也有了最客观公正的评价，也算是对曾雪麟的一种慰藉。【国足备战亚洲杯专题】
5·19事件之前领导已给定调：打平就等于是输球
曾雪麟于1929年生于泰国。1935年，父亲把6岁的他带回梅州。1949年11月，他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四分校，后来又加入西南军区体工大队足球队，代表军区足球队参赛，被选进八一队，跟随球队去保加利亚参加友军运动会。
后来又接到国内通知前往布达佩斯，加入中国足球留学匈牙利的大部队，这和当时的国家足球队性质差不多。回国之后，曾雪麟成为天津队队长，退役后担任天津队主教练，北京队主教练。1983年成为中国男足主教练，1984年新加坡亚洲杯，曾雪麟率队一路杀进决赛，曾5比0横扫阿联酋，1比0力克卫冕冠军科威特，只可惜决赛0比2输给了沙特，与冠军失之交臂。
不过当时的中国队已算是无冕之王，取得这样成绩与主教练曾雪麟的付出有直接关系，他也一下子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
可是一年之后的5月19日，中国队遭遇滑铁卢，打平即可出线的情况下在工人体育场1比2输给中国香港队，这样的结果让球迷无法接受，工人体育场发生骚乱，这也就是中国足球最著名的5·19事件。
“我们在之前的亚洲杯赛上拿到了亚军，回国后队员们自然感觉跟以往就不一样了。中国队在那场比赛之前踢得都很漂亮，在热身赛中还把阿根廷队赢了。之前跟澳门队打了一场比赛，也是轻松取胜，上半场就进了5、6个球。所以那时候我们队员有点骄傲、放松、飘飘然。以前我们队员训练很吃苦，很认真，很守纪律，不过因为之前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队员各方面就比较散漫、较松了。”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曾雪麟这样说。
在他看来，球队当时打平中国香港队就可以出线，所有人都不觉得会输球，“我们那天上午开准备会，很多领导都来了，陈志华、袁伟民，李富荣……好多领导，很重视。我们上午8点半就开会，开到11点半……当时领导们就说：‘你们这场比赛打平了就可以出线，这可不行啊，在家门口比赛，如果你们打平了，就是输球，打平就等于输球’。”
“究竟是哪个领导这么说的？”当时面对腾讯体育的追问，曾雪麟也是毫不避讳：“每个领导都这样说，他说在家门口不能打平，打平了你们就等于输球，而且要求至少要赢两个球。你给了任务，队员无形中压力就很大了，一定要赢，而且要多赢。我当时也没有想到会输球，但是我想到可能会打平。”
比赛的时候就有球迷高喊“枪毙曾雪麟”
在这样的氛围当中，中国队也就没有“打平出线”的理由，这场比赛不仅要赢，而且还要大胜。作为球队的主教练，曾雪麟其实是有准备的，他甚至想过这场比赛会困难，可在当时的氛围之下，自己也没法把真实想法完全吐露出来，那是一个绝对不允许有不同意见的时代。
“我有（面对困难）的准备的，其他人却没有这方面的想法。”曾雪麟介绍了那天球队的安排，“我们上午是准备会，所有领导都讲了一遍，这个领导是这样的看法，那个领导是那样的看法，反正都希望中国队赢，希望我们打好比赛。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队员们最后都乱了，不知道到底该听谁的。下午休息，我就分组讨论，我负责前锋和前卫，戚务生负责后卫和守门员。我们以前其实都是一起讨论的，但这次怕大家急躁，就分组。我让戚务生告诉后卫，一定要稳住，安分守己，不要管前锋怎么样，只要你们不丢球就完成任务了，就有奖励。”
虽然教练组赛前也做了一些比赛困难的铺垫，可是真正比赛开始之后，曾雪麟感觉自己控制不住了，“到了比赛的时候队员好像眼睛都红了一样，恨不得一上场就要进球，恨不得把中国香港队吃掉，打得特别急，完全没有章法。我们射门28次，离老远就射，对方射门才6次，就进了两个球。我们思想也不集中，越打越乱，上半场先输了一个球，更着急了，后来打平。我中场休息时跟他们说千万别急，我们平时怎么练就怎么打，不要怕，但看台上坐着很多领导，队员们在这种期望之下打得特别毛躁，失误很多。”
结果比赛输了，中国队没能晋级世界杯，这也直接导致5·19事件爆发。“当场就有球迷‘造反’了，拿酒瓶砸中国香港队，翻了差不多二十多辆大使馆的车，砸铁门，喊‘你们太臭’，‘枪毙曾雪麟’……我们的大巴也砸掉了，后来又给我们派来了另外一辆大巴车。我们从主席台一侧离开，那边没有球迷。当时把大巴车的灯全关了，没敢出声，偷偷的跑了，真像逃难一样。”
那段不堪的往事至今历历在目，哪怕曾雪麟已超过85岁，但头脑中关于那时的一幕幕都还记得很清楚，可见这件事给他留下的烙印之深。
5·19事件和爱人去世是人生中两大痛苦
逃离工体之后，国家队没有就地解散，而是留在体育馆路附近的宿舍里总结。球迷们没完没了，几乎每天都有人在这里围观，这也让国家队的教练和队员们压力非常大。
“回去以后我们一个礼拜没敢下楼。”这是曾雪麟当时的状态，据他会议，当时外面很多球迷围着体委院子，“要打我们，要揍我们，崇文警察局专门派人来保护我们，不让我们下楼，不让我们出门。很多人打进电话来骂我们，都不让我亲自去接。后来有人给我寄刀片、绳子。刀片就是让我自杀吧，绳子就是让我上吊，还有臭鞋垫，臭袜子，他们寄来好几箱……全是骂的。”
曾雪麟说，他那个礼拜整个人都是傻子的，“一直在想我们怎么会输给中国香港队？这一输，我们世界杯外围赛小组就淘汰了。队员也很痛苦，根本就不睡觉。睡也睡不着，也不吃饭，有的也不洗澡，整天在屋里，又不准下楼。我也一样，我就躺在床上，就像得一场大病一样。”
5·19事件之后，曾雪麟下课，不再担任国家队主教练，但他的足球之路甚至是人生，都受到了这件事的影响。他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说过，5·19事件毁掉了自己的后半生，“我干了一辈子足球，从天津干到北京，从北京到国家队，一路一帆风顺，带天津队和北京队拿过很多冠军。‘5·19’一输球，我说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的，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