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苏禄王与中国的故事）
10月21日发表的中菲联合声明宣布：“双方重视两国人员往来，注意到2017年是苏禄苏丹访华600周年，愿举办双边纪念活动。”苏禄国在何方？苏禄苏丹是何许人？这段历史又承载着中菲两国友好交往什么样的共同回忆呢？
600年前“元首外交”
钩沉历史，中国人与菲律宾人并未因浩渺的南海而疏远隔离，渔民、商队、使团穿梭往来如织。史料显示，早在周朝、汉朝时期，中国的航海者已经到达菲律宾群岛。隋唐时期，从中国南方到菲律宾群岛的固定航线已经形成。至明朝初年，位于今天菲南部苏禄群岛的苏禄国已与明朝互派使臣，发展为邦交往来。
在那段持续的友好交往史中，苏禄国3位国王（即“苏丹”）亲往中国开展“元首外交”的故事，将两国传统友谊推向高潮。
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苏禄国3位国王东王、西王和峒王亲自率团前往中国，由“地位最尊者”东王巴都葛·叭哈剌带队。据明代文献《东西洋考》记载，这次苏禄国使团规模不小，包含家眷、官员共340多人。
苏禄三王的使团循“东洋针路”，在南海望岸而行，途经渤泥（今文莱）、满剌加（今马六甲）、真腊（今柬埔寨）和占城（今越南中部和南部地区）抵达中国南方。使团从福建泉州登岸，经苏州、杭州，沿京杭大运河至北京。一路上，地方政府按朝廷指令，以国宾礼遇接待。
《明史》记载了苏禄三王与明朝皇帝朱棣互换国礼的场景。三王向明帝“进金缕表文，献珍珠、宝石、玳瑁诸物”。朱棣以“印诰、袭冠带及鞍马、仪仗器物”还礼。
“白帽相迎”回民村
苏禄使团在北京逗留27天，踏上归途。但使团行至山东德州时，东王巴都葛·叭哈剌突患急症，不幸病逝。
明朝廷极为重视此事，命以“王礼”厚葬之，专门派员赴德州，为东王举行隆重葬礼。明朝廷在德州城北十二连城九江营的西南部择址建陵，朱棣亲自撰写悼文，“贤德芳名流播后世，与天地相悠久，虽死犹生”，拟谥号“恭定”。
东王的长子都马含随后继承王位。东王的王妃葛木宁、次子安都鲁、三子温哈喇以及侍从10人还按中国习俗留居德州守墓3年。
由于当时的苏禄信仰伊斯兰教，为照顾守墓王妃、王子的生活，明廷特意安排三户生活习俗相近的回民，从历城（今济南）迁至德州。这三户人家免除杂差徭役，与苏禄王裔“相兼看守王墓”，“供给王裔役使，耕种祭田，供王祀事。”
守孝3年后，东王亲属并未返回苏禄，因为他们已适应中国风俗，并与当地回族通婚，在德州北营村繁衍生息。中国朝代更迭，对苏禄王祭祀却始终未中断，也依然保持苏禄国习俗，诵经纪念。
清朝雍正年间，苏禄王后裔正式“以温、安为姓入籍德州”，成为清朝编户齐民。这也成为两国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一段佳话。清朝德州诗人田霡访谒苏禄王墓时曾记录下北营村“白帽相迎余裔在，松门北是九江营”的画面。
“要想富，须往猫里务”
苏禄三王亲自来华的外交史话，是中菲两国传统友好旋律的激扬音符之一。两国人民世代往来密切，相互扶持、互通产品、分享技术、合作繁荣的故事在历史中并不罕见。在西方殖民菲律宾群岛时期，旅居菲律宾的华人还与当地人一道同甘共苦，抵御外侮。
明朝时，在中国东南沿海海洋文化兴盛的地方，就流行着这样一句“致富经”：要想富，须往猫里务。
猫里务位于今菲律宾群岛南部某岛，至于具体是指哪个岛，各种考证说法不一。但可以确定的是，当时，那里贸易发达、商机很多。同时也说明，那时中菲民间贸易往来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对细化和系统的阶段。
《闽书》记载，番薯传入中国在明万历年间（1573年至1619年），最早是由旅居吕宋的福建华人引入福建，后广泛种植于南方各地。番薯耐寒、耐涝、耐碱，在中国并没有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史书记载，明朝时番薯种植的亩产量远高于水稻，对增加人口、应付天灾等发挥了重要作用。除红薯以外，拉丁美洲的一些经济作物也经由菲律宾传入中国，如烟草、菠萝、西葫芦等。
明朝后，不少福建籍商人留居菲律宾，史料留下笔墨颇多。有史料写道，吕宋国（今菲律宾岛马尼拉一带）“去漳为近，故贾舶多往”。《明史》写道：“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
中国人定居菲律宾，开展跨洋贸易，极大程度地带动了当地的商业，并且与当地人相处融洽。按《岛夷志略》的说法，中国商人交易时讲究信用，“舶商守信，始终不爽约”。16世纪中叶，当西方殖民者占领菲律宾群岛时，很多华人与当地人一道，共同谱写了很多抵御殖民者商业蚕食、贸易垄断和残酷镇压的故事。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记者张远、凌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