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高国森琢磨地道北京话上瘾
吃完了午饭，69岁的高国森跟老伴儿窝在沙发上，看着电视里的“午茶剧场”，演的是《生逢灿烂的日子》。这是近来收视火爆的京味儿电视剧，但高国森这个老北京还是看得不尽兴，“比起现在这电视剧，人艺的话剧那京味儿才叫浓，才叫过瘾。”
这个普通的北京老头儿，却有个不普通的身份。就在前不久，网民称他为“说北京话最标准的人”，他的北京话最地道。
而他的“官方”身份应该是“北京方言发音人老年男性代表”。2013年，高国森在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研究所完成了北京方言的录音。从那时起，从他口中说出的1000个单字、1200个词汇和50个短句，就作为标准北京方言被采集和永久保存下来。
自谦只是做了点儿小贡献的高国森，经过这次方言采集，对北京话的理解更深了一层：“我原来一直以为我说的是普通话，经过那次录音，才知道我说的是北京话。在跟北京语言大学张世方老师这些个专家交流后，我现在明白了，北京话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有些词儿现在根本不怎么用了，这就是顺应社会发展。我觉得北京话值得保护、保存，但强行推广就没必要了，语言毕竟是用来交流的，别用方言把咱们封闭了。”
北京话发音人遴选
条件一个不能少
高国森是2012年底开始参加北京话发音人招募和遴选的，当时老年组需要满足的几大条件——1941年至1950年间出生、当地出生成长、未在外地生活两年以上、父母和配偶须均为当地人等，他都满足。虽说被选上是“瞎猫撞上死耗子”，但在老北京南城长大的高国森，打小儿就沐浴在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中。
“我们家至少从我姥姥的父亲起，就是北京人。我小时候住在南横街附近的兵马司前街，那地方已经没了，现在叫中信城。”这座老南城的胡同大杂院儿，外院儿是个装订厂叫荣记，里院儿住的都是普通劳动人民。“有蹬三轮儿的，有焊洋铁壶的，有做苦工的。那时候做苦工的也有好多外地人，不过大家语言交流都没问题，有点儿口音而已。”大院儿里孩子不多，乖巧的高国森备受怜爱。“也没什么玩儿的，我记得去了人家就钻被卧垛玩儿。”玩儿的是被卧垛，吃的是窝头贴饼子。“一个人，好比有三十斤粮票，其中有十七八斤粗粮、七八斤白面，剩下一点儿大米。”
高国森家算比较富足，有台木质的收音机，爱听曲艺节目的习惯就是打那时候养成的。
8岁那年，高国森家搬到了铁门胡同，同样是一个大杂院儿。“铁门胡同那个院儿也是个装订厂，叫久安。久安和荣记合并，变成了北京制本厂一分厂，厂子搬去了兵马司前街那大院儿。我们原来住兵马司前街的那些人就搬到了铁门胡同。铁门胡同这个大院儿主要是印刷工人的宿舍，印刷工人都是北京人，回想起来，应该是说的老北京话。”
出铁门胡同南口，就离菜市口不远了。孩提时代的高国森经常去那附近玩儿，“有个‘毫年堂’，比同仁堂历史还长呢，门脸跟衙门似的。那时候叫‘西毫年堂’，后来改叫‘毫年堂’了。”高国森说的“毫年堂”，其实是“鹤年堂”。“哎，我一直读‘毫年堂’，这鹤不是多音字吗？”
高国森印象最深的童年记忆，还是每到春节，舅舅送的“老头儿花”。“一种小呲花儿，泥做的一个小老头儿，头顶上有点儿（火）药，也就能呲一米来高，几秒钟就完，每年三十儿晚上，就盼这个。现在，早没这玩意儿了。”
“街坊”一词
还有好几种区分
“有很多年轻人，老喜欢说怀念过去、怀念老北京。其实我觉着啊，怀念是一回事，过去又是另一回事，以前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特别贫乏，哪儿像现在啊。”
他还记得铁门胡同大杂院儿，西屋有个老太太，经常叮嘱家里孩子：“小二啊，记得买红糖，别买白糖。”为什么？“红糖便宜啊。”东屋那家，有俩印花儿的大暖瓶，舍不得使，当花瓶在家摆着。
“这些啊都是老街坊，现在还有一个，也七十了，跟我还是街坊，我俩还经常喝酒呢。”说起街坊，高国森科普起了北京话关于“街坊”的几种区分。“‘街坊’比较笼统了，就是邻居。其余还有，比如‘住家儿’，也跟街坊意思有点儿像，就是一个院子里的邻居，都叫‘住家儿’。现在经常提的老北京话‘隔壁儿’，多数指别的院儿的邻居，一般说‘隔壁儿张家’，就是那个院儿的张家。还有一种叫‘串房檐儿’的，就是租房子住的租户。‘吃瓦片儿’的就好理解了，就是房东，倒腾房子出租赚钱的。”
在铁门胡同长大的高国森，高二的时候去了京西煤矿，当了八年半的煤矿工人。“我在京西煤矿的南片儿，房山。”学生出身的高国森和同学们一起戴着白帽头，其他工人是黑帽头。矿工来自五湖四海，口音各异，不过总体上没有交流障碍。“我们倒是跟房山人学了几句房山话，都说北京儿化音重，到那儿才发现，房山的儿化音更重。人家不叫‘叔叔’，叫‘收儿’，特有意思。”
北京话里的
那些讲究与门道
从房山回来，高国森在手扶拖拉机厂工作，直到退休。“我一个没任何特长的人，没想到，2012年、2013年，能给北京方言保护、保存做了点儿小贡献。我跟老伴儿说啊，我这也算没白来这一世。”
2012年底，参加北京话发音人招募和遴选，高国森认识了方言专家张世方，加深了对北京话的理解。“真心话，我说了快70年了，一直觉得说的是普通话。比如，说‘我们’，我真没注意自己说的是‘们’，我就以为说的是‘我们’呢。这些话都是刻在脑子、融在血液里，脱口而出。”
“记得去北京电视台，栏目那时候还叫‘生活2012’，导演说让我准备四天。那四天真是没法弄，到底准备什么我并不知道啊。导演说，主持人是个小女孩儿，让我用北京话夸夸。我说，这可来不了，按北京老理儿，大老爷们儿不能夸姑娘，有点儿不合适。只有老太太能夸姑娘俊、好看。后来，主持人是阿龙，才省了这麻烦。”
2013年，高国森参加音频录制，之后又多次与方言专家接触，自己也越来越留意北京话的变化。“现在啊，很多年轻人喜欢收集一些北京话放在网上。我不是说这种做法不好，但有些确实有猎奇的心理，有的是想标榜点儿什么，但用的又不是都准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