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
李大钊
《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封面。
▲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
陈望道
山东广饶县《共产党宣言》纪念馆收藏的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
1848年2月24日，英国伦敦一家印刷厂运出一批小册子，单本只有23页。从此，共产主义——这个在欧洲横空出世的“幽灵”，开启了它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序幕。
72年后，浙江义乌分水塘的一间茅屋中，微弱的烛光下，一位29岁的青年全神贯注，字斟句酌，这样一本小册子正在一字一句地变成方块字。手中的粽子蘸在墨汁中，青年浑然不觉，吃得满口尽墨，还赞说“甜”。
真理的味道，当然甜！这个青年叫陈望道，他正在翻译的小册子是《共产党宣言》。
“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这些极富时代语言特色的译文，与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并不完全一致，但是，这些方块字闪耀着《共产党宣言》的光芒，为暗夜中的中国照亮了前路。
今日的中国，让这光芒更加耀眼。
南陈北李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被京师警察厅逮捕了。
那天，陈独秀正在北京街头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这份《宣言》由他主创，内容是五四运动的延续：要求政府取消中日密约，不抛弃山东经济权利；将徐树藩、曹汝霖等6人免职；取消步军统令及警备司令；给予市民集会、言论自由权，并警告如不答应要求，将采取行动。
结果，“西服白帽”的陈独秀被暗探早早盯上，在“新世界”游艺场被捕。
三天前，即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鼓励青年们“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没想到一语成谶。
这是陈独秀第一次被捕入狱。此时的他，思想激进，呼唤变革，但其实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被捕，是因为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领导者的惹眼地位。陈独秀在运动中的地位，毛泽东评论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非但是陈独秀，那时的中国，其实也还没有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1848年2月24日，《共产党宣言》在英国伦敦互伦街19号哈里逊印刷所出版，这是一本23页的装帧简陋的德文小册子，印数仅几百册，但它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是世界共运史上公认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出生证书”，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揭开了序幕。
不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和《共产党宣言》第一次为中国人所知，却还要等上半个世纪。
1899年2月，上海的《万国公报》刊发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的《大同学》，文中写道：“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长居英国，文章误认他为英国人）。”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中文“马克思”。
那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和戊戌变法的失败。为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很多有识之士从西方的社会学说、思潮中探寻。《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传入中国的。但是，且不说《大同学》一文的原作本意在推崇宗教、批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仅仅这样零星的转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自然没有什么反响。
最先注意到《共产党宣言》蕴含力量的，倒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者。
19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流亡欧洲时，也曾学习和研究过《共产党宣言》。孙中山1896年伦敦蒙难之后在英国留居近1年。其间，他常常到大英博物馆研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正是在这里，孙中山第一次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及其活动情况，并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这对他形成三民主义思想影响深远。
在孙中山的影响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大力宣传《共产党宣言》思想。梁启超、朱执信、宋教仁、叶夏声、廖仲恺等先后撰文，介绍《共产党宣言》及共产主义运动。但那时的翻译都是片断的，有许多不准确甚至谬误可笑的地方，像朱执信，他将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译成了半文不白的东西：“嘻，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
此后，中国早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先后在《民报》《天义报》《译书汇编》《德意志革命家小传》《新世界》等书刊上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及其思想，但仍是零星片段式的摘译。马克思的中文译名，还有麦客士、马克司、马陆科斯、马尔克等等，不一而足。如果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光看这些文章，恐怕很难想到这些名字都是一个人。
马克思主义也是被当做西方众多学说之一，并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包括陈独秀，在五四前期还把社会主义和人权论、进化论并列为“近世三大文明”。
直到“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
十月革命向全世界宣告了崭新的社会制度已成为现实，开辟了人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时代，并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传遍世界，也传到了中国。在这一时期，最早介绍《共产党宣言》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是李大钊。
1917年冬，李大钊应聘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此后，他迅速在进步青年中开展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在图书馆大量扩充马克思主义书籍，包括外文本的马克思主义原著。
1918年11月，在庆祝一战胜利的讲演会上，李大钊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庶民的胜利》。演讲结束后，李大钊又为《新青年》写下了《Bolshevism（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一文。文中，他不仅把社会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民主主义等列为真正的胜利者，还指出俄国革命者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士（马克思）为宗主的”，他们要联合世界的无产者，创造以自由乡土。文末，他激昂地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因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和陈独秀被捕，原本该在5月份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延期到当年10月才正式出版。李大钊编辑的这期《新青年》，也就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陈独秀坐监的时候，身为好友的李大钊没闲着。他除了为营救陈独秀四处奔走外，还完成了一篇对自己和中国日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做了系统而简明的介绍，文中在第五、第六部分重点介绍和摘译了《共产党宣言》。
原北京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张静如认为：“1919年下半年是李大钊思想急剧变化的时期。到1920年初，他就基本上从一个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在《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出刊前不久，9月17日，在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和呼吁下，坐了98天牢狱的陈独秀终于出狱了。
在狱中，陈独秀的脑子也没闲着。他仔细思考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道路，并对社会主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思考。党史研究者一般认为，五四运动前后，甚至1919年6月的被捕，是陈独秀思想向马克思主义演变的开始。
陈独秀虽然出了狱，却还在军警的监视下。自己家里没法住，他先是躲到胡适家，后来又在李大钊家里住了一段日子，终究不是长久之计。1920年初，他和李大钊商量，决定到上海去。
为了能让陈独秀安全离京，李大钊雇了一辆小骡车，化装成生意人把陈独秀护送到天津。
